拆迁律师

 
    拆迁款分配不均可能是大兴灭门案主因
    11月28日，刚刚逃到三亚10个小时的李某被警方抓获，两个小时后，他承认自己制造了杀害父母、妻子、儿子和妹妹的“大兴灭门惨案”。
    根据三亚公安局宣教科张某某提供的突审内容，大致可以勾勒出李某这段时间的行踪。其实，早在11月17日，李某就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23日下午，李某到火车站换了24日的车票，然后开车返回大兴。晚饭时，平日不喝酒的他跟朋友喝了一些啤酒，22点多出发回家。张某某告诉本刊记者：“回家前，他还特意打电话让妻子回家照顾孩子，确认妻子也在家里。”大约22点半，李某回到清城小区的家中，除了妹妹李灿还在上网，家人都已经入睡。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把长30厘米、宽2厘米的木柄单刃刀，走进妹妹的房间……妹妹、妻子、父母，4个人很快毙命，在客厅沙发上呆坐了一小时之后，李某又走向了正在熟睡中的两个儿子……
    可观的拆迁补偿款以及解体的村庄，让那些靠务农或小生意维持家用的传统农户变得无所适从，巨额财产分配的不确定性，让这些农户的发展方向和命运都像分子运动一样变得无序和不可捉摸。家庭积怨与村庄剧变的一次偶然碰撞，在这些要素中，令人震惊的“大兴灭门惨案”似乎才能被人理解。
    北京大兴区农村生态在拆迁中快速改变(于楚众摄)
    一个农村家庭的代际隔阂
    李某在海南落网后，一名警察问起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家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跟朋友喝酒聊天就过去了嘛”。李某半天没吭声，喃喃地说，“我真傻”。随即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
    李某的老家在北京大兴天宫院村，距离北京市区超过30公里。2000年京开高速通车前，这里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2000多名村民主要依靠天堂河两岸的土地为生。村里分成4个生产队，李某的父亲李汉朝就是三队的村民。
    追溯李某的童年，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矛盾的起源。村民们对李某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只知道这个连初中都没有上完的孩子离开学校后就到西红门一带打工。李汉朝的朋友牛道远(化名)只记得李某有一次小偷小摸的经历：“小时候有一回看见人家卖菜的钱匣子，抓起来就跑。”这次“盗窃”的结果自然是父亲李汉朝的一顿打，甚至最气恼时，李汉朝也有将儿子吊在门上、树上打的经历。“那孩子属于蔫大胆的，蔫儿坏。听说他刚去西红门的时候，打车到了地方，下车就跑，不给钱。”牛道远每次去李家，李某只是机械地叫一声“大爷”，便不再吭声。牛道远的儿子跟李某年纪差不多，两个同龄人的关系也非常冷淡，他最近一次见到李某已经是5年前了，他说：“每次见面就只是打个招呼，说两句话。我就问他最近在干什么，但李某说话声音太小了。”
    李汉朝与李某父子两代的差异似乎很常见。“老实、淳朴、实在”，自称与李汉朝“亲如拜把兄弟”的牛道远向本刊记者如此评价他。俩人从小一块儿长大，可谓知根知底。“以前在生产队，我当青年连长，老让他当我的副手。那时候他就积极肯干，力气又大，什么都抢先。全村的大人，没一个不说他实在的，和异性开玩笑都很少见。”今年52岁的李汉朝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老实本分、精打细算”，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天宫院村民给出的印象完全一致。从四川远嫁过来的妻子个子不高，过起日子来是把好手，“两个人一直穿得很朴素，是那种有钱也绝不会摆阔的人”。吃饭、劳作，依赖土地生存的乡间生活实在没有多少波澜。李汉朝的“能干”，除了跟村里大多数人一样种植西瓜、水稻、果树之外，唯一出格的尝试是，上世纪末和亲戚一起在村南边造纸厂的仓库里开了一家工厂，生产盖房子时用的保温层材料。可他似乎并没有多少商人天分，经常要不回来账。加之建材厂的技术跟不上建筑材料更新的速度，李汉朝的厂子没开几年就倒闭了，他只好接着回家务农。
    “蔫儿坏”的李某也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初中没有毕业他就离开了学校，也没有回家务农，而是选择了去西红门打工。西红门是大兴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一个镇，这里更有京郊的感觉。外来人口聚集，小餐馆、商铺、发廊林立，是大兴小青年“混社会”的理想场所。很少有人知道李某在这边做什么，只是模糊地了解到他贩过服装、倒卖过煤渣。自打离开家去西红门之后，李某也没有给过家里钱，在年长村民的评价中似乎有些“不务正业”。
    一个“什么业余爱好都没有，麻将不会打，牌不会玩儿”的农民父亲，面对不求上进的儿子，可以想象，除了小时候的体罚，并不会有多少情感的交流。李汉朝唯一的爱好是“抽两口烟、喝两口酒”，每次喝酒之后，只要李某在身边，总不免唠叨几句。这或许也是李某离家之后很少回来的原因，即便偶尔回家“碰到他爸喝了酒，就躲出去，大概是不想听他唠叨”。在外人看来还算“和睦”的这个家，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却只有当事人自己体味。
    另类的婚姻平衡
    在西红门混迹5年后，正在做倒卖煤渣生意的李某结识了妻子王美玲。当时，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王美玲还是理发店的学徒，年纪比李某还大几岁。面对本是外地打工妹的妻子，作为北京人的李某本应会有一定的优越感，可是婚后两人的发展路径却将这种优越感一点点消磨殆尽。
    李某的妻子王美玲来自河南驻马店一户普通农家，在姊妹四人中排行老大。突然降临的凶案仍让这家人生活在恍惚与悲痛中，父亲不善言辞，只能从母亲的哭诉中寻求回忆。因为家里穷，王美玲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曾在家里帮着种桃子，给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挣钱贴补家用。18岁那年，王美玲辞掉了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代课老师工作，到北京投奔同学，在大兴的一家冷库厂打工。后来因在工作中伤了一根手指，公司赔了3000元。用这笔钱，王美玲在西红门一家理发店里当起了学徒，每月交100元。这期间，她结识了当时正在西红门倒卖煤渣的李某。恋爱后，李某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王美玲上下班。
    两年后，王美玲出师，带着自己的几个河南老乡自己在西红门开了一家小理发店。2002年春节前后，王美玲带着李某回到河南老家，算是让老人认认女婿。“他不怎么爱说话，炒得一手好菜，看着挺老实。”家人对李某的印象还算不错，不爱说话正是两位老人看重的优点，考虑到又是北京当地人，“憨着点儿，怪可靠的”，对这门亲事自然没有什么意见。两人结婚，李家人也没有给王家彩礼，但王家并不计较这些。
    “说话办事利落爽快，肯吃苦，又能干。”说起“华益达美容美发”老板娘王美玲，在同一条街上开理发店的人基本都有印象，甚至同行之间评论起来都不免有几分羡慕。京开高速西红门桥西侧的一条小街，已经因拆迁面目全非，仅剩的三四家理发店生意萧条。当年这里可是南城赫赫有名的发廊一条街，甚至因为小姐众多而被称作“鸡场街”。不过多位理发师向本刊回忆，王美玲开的理发店做的是“正经生意”。理发店生意靠的是回头客，王美玲能说会道，生意越做越大，从最初的一间半小平房很快扩张到四五间，“华益达”成为整条街的领头羊，鼎盛时拥有十几个发型师和干洗按摩师，还在四处不断挖人。
    初中毕业的农村女孩来大都市站稳脚跟实属不易，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做到理发店的老板，理发店拆迁后又一步步成为安利的高级销售人员。在北京的十几年间，王美玲一直是王家人的骄傲。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李某在商场中的几次试水远不如妻子成功。家人回忆，王美玲开华益达之后，李某也想开一家理发店。当时王美玲劝李某找份正式的工作，李某不听，执意要开理发店，王美玲只好在同一条街上给丈夫也开了一家。可是不久这条路面临拆迁，夫妇俩只能把店盘了出去。
    李某在西红门一带的混迹，即便与他认识多年的朋友也说不清。“他不像一般的北京人那样爱说话、爱交朋友，所以偶然见面或吃饭，也没话可说，他的朋友估计仅限于生意上的伙伴。”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朋友告诉本刊。无论对家人还是朋友，李某几乎从不谈及自己的事，外人眼里他只是个“做生意的老板”。结婚六七年，即使春节，李某也没有带着妻儿回过河南，王家人眼里，“他也是忙生意”。2007年，王家从河南搬到北京，其间的交往多了不少，可就连读过大学的小舅子王强都不知道大姐夫在外面干什么。
    而且，李某的生意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3年前，王美玲开始做安利销售时，李某决定和朋友合伙做变压器的生意，需要出资十几万元。虽然李某在被捕后曾向民警炫耀，“从来都是我借给别人钱，我不用跟别人借钱”，可据王美玲的家人回忆，一直到2007年之前，小两口的日子并不富裕。当年，李某为了凑足合伙的十几万元，跟妻子要了七八万元，又回家找父亲要钱，可李汉朝却不同意给儿子这笔钱投资，最后李某东挪西借才凑足了本金。不幸的是，最后生意失败了，李某反倒背上了债务。王家人说起这些自然有些抱怨：“他是北京人，却还要我女儿卖安利帮他还钱。”
    唯一让父母感到欣慰的是，小两口的关系看起来还不错。俩人一直租住在西红门，虽然李某没有固定工作，但王美玲对他特别好，甚至每天都要叮嘱他喝牛奶。接触多了，老人也觉察出女婿的一些坏习惯，比如“爱睡懒觉，不爱干活”，但对于在外面忙于闯世界的女婿来说，这都是可以原谅的小毛病罢了。更何况，随着天宫院的拆迁，李某一家所得的数百万元拆迁款，在王家人看来绝对是天文数字。今年8月8日，李某与人合伙在西红门宏业路上开了一家餐厅，还买了一辆朗逸轿车，“看上去要什么有什么了，日子应该过得好好的啊”。
    村庄巨变与不可捉摸的家庭命运
    如果说天宫院时期父母的影响与西红门时期妻子的影响，构成了李某对“家庭积怨”的基本解释，那么，发生在几个月前的拆迁，则是这个家庭数十年来遇到的最大一次变故。观察这一极端结果，平静安稳的生活之外，拆迁对家庭内部关系可能带来的冲击显得巨大而且隐秘。
    从北京市区出发，一路往南，过大兴城区黄村，南六环外京开高速西侧，路边破旧的公交站牌上，“天宫院”的字样已经斑驳，由此继续往南20公里就进入河北固安县。现在只有拆迁后刚刚平整出来的一大片荒地，大兴“二职”的几栋教学楼突兀地立在中间，更显荒凉之气。借着土地平整的痕迹与两座尚未拆除的平房，只能大概推测出村庄的轮廓。几个月前的一场拆迁已经改变了这个村庄。
    在大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拆迁拆迁，一步登天”。拆迁村民成了令人羡慕的群体，按照通常的补助标准，一户村民可以获得几百万元的补偿款。而这笔可观的拆迁款却给原本平静的村庄和家庭都带来一场剧变。
    这笔拆迁款给李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全家人第一次住在同一屋檐下。从前，李某夫妇一直在西红门一带租房子住，村民很少看到他们。李汉朝夫妇只是帮着照顾两个孙子。村庄拆迁后，很多村民都选择在村庄附近或大兴城区租房，李某一家则买下大兴城市中心一处高档小区，每平方米的价格已经接近1.5万元。李汉朝在大兴挑了好多处房产，李某都不满意，最终决定买下这间房子，房产证也写的是李某的名字。这是李某在家庭决策中发挥的最大作用，其他时候大多由父亲李汉朝决定。
    拆迁后，关于数百万元拆迁款的处理就是由李汉朝决定的。李某一家在天宫院有两处住宅，按照面积计算至少应该有600万元左右的补偿款，甚至可能接近千万。虽然至今尚无法确认李某被捕后供述的“最近几个月家里矛盾更加突出”是否与财产分配有关，比李某小7岁的妹妹尚未大学毕业，李某是独子，也不会面临兄弟分家的问题，更何况成年后的他一直生活在外。但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作为一家之主，李汉朝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未随着李某结婚生子而有所改变。李汉朝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决定，拆迁款全部用于购买房产，因此一下子购买了5套住房。李汉朝之所以买这么多房子，是出于对李某的不信任，出发点也是为儿子的长远打算，他曾跟邻居说起：“李某这孩子不好好过日子，多要房子不留钱就是怕孩子乱花，把钱糟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天宫院村民遭遇的第一次拆迁了。早在2000年京开高速修建时，村子就被一分为二，几十户人家面临搬迁，很快，镇上的开发区征地600多亩，占到村里耕地的近15。对于这次“半强制性”的征地，现任天宫院村主任马长海说起来仍有些愤愤不平：“一次性失地的几十户人家没了生活来源，只能不断打官司、上访。”村里的愿望是“要么不征，要么一次性征完”，几经反复之后，2004年，天宫院所在的开发区被纳入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并于2006年归入中关村科技园区名下。
    马长海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解释了一波三折的征地历史，复杂的补偿计算只有足够精明的村里人才会完全明白。大到每亩地的租金、租期、公共道路的归属，小到田间沟渠的分配、树木的粗细间距等等。经历了近10年的讨价还价，村民们大都已经完成了城市扩张的经济学启蒙，对自家账本算得一清二楚。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利益的较量打破了传统的乡村人际关系。其间，因为土地承包、房屋出租等等引起的纠纷，一度让邻里之间、兄弟之间、父子之间闹上法庭。“钞票面前，人全没了良心。”马长海感慨。打官司成了家常便饭，甚至一度法院被前来告状的村民挤满，根本无法受理，“哪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城市扩张的步伐超出了村民们的想象。去年底，天宫院作为城铁大兴线(即4号线延长线)的终点站，开始进入整体拆迁阶段。这个距离北京市区20公里的村庄，眼瞅着就要成为高楼林立的交通枢纽了。这轮拆迁出奇的顺利，据北臧村镇党政办主任王亚宁介绍，从今年4月到6月中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拆迁工作就已完成，“几乎没有碰到钉子户”。耕地、宅基地全部征用，1000多户人家的天宫院村就此成为历史，所有人全部办理农转非户口。
    水涨船高，这轮拆迁的补偿也让一辈子种地为生的村民们见识了资本的魔力。“一般人家一个院子补两三百万元，李汉朝家两个院子，还有几间老厂房，补900万元并不奇怪，大户人家补到1000多万元的都有。”村民们向记者感慨，“十万八万的根本不算钱。”突如其来的金钱，考验着村民们的支配能力。通常的做法是买几套房子，当然也有老子带着儿子一人开一辆奥迪a6回来的人家，村里团购顶配的马6一下就是十几辆，更诡异的是，这新买的奥迪a6和马6也只能用来当黑车趴活儿使。镇上还曾经为村民们办过理财培训班，教大家怎么冷静地花钱。
    守着巨大财富的村民们并没有增添多少安全感。“农村生活好养活人，平时吃的粮食、菜、油都是自己地里出来的，村里用水不花钱，就交点电费，每户人家把住不了的几十间房出租，光租金每个月也有四五千元。”村民们描述起这些仍很留恋，“现在给儿女买几套房子，就剩不下多少钱了，城里还要给房子交物业费，给人上保险，等于坐吃山空啊。”虽然村子已被荡为平地，但上了年纪的老人总会不时地抽空回去看看，找找自家院子的位置。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并没有做好当市民的准备。拆迁似乎为李某提供了实现自己城市梦想的路径，在大兴城里买房、开饭店、买轿车，但这场剧烈变动也成为诸多家庭矛盾的一个宣泄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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